到荷蘭尋找救贖的答案

不知怎的，最近坐到的每一部計程車，司機都向你拼命推銷他的苦水，其中一位才剛從高雄「移民」來台北的運將說：「不搬來不行，在高雄一天開14個小時，收入還不到900塊，扣掉油錢，實在買不了幾個便當。」
台灣現在的難題，就是「40年台灣成長經驗vs.全球化新社會」產生的新徬徨，是一種歷史經驗面對新社會的進退維谷，過去的運將1天賺2千，現在只能賺900元，很可能的原因是有100萬人去了大陸，而留下來的人呢？
他們所屬企業正急劇承受毛利降低的痛苦，企業再也沒有錢來編列搭計程車預算；而員工開始恐懼所得無法增加，而寧願選擇便宜的公共交通工具。一環扣一環，這纏繞式的衰退正由高雄的街道席捲全世界。
這就是「數位時代」別具特色的痛苦，當Internet把全世界連在一起，所有東西因高效率的世界分工而都變得便宜無比。
什麼是救贖之道？我當然沒有答案，但上個月我造訪了荷蘭和法國，那裡生活的還不錯的人們，提供了一些思考的線索。
到過巴黎的人都知道，巴黎美則美矣，提供的服務卻十分不敢叫人領教，除了巴黎人不屑於和英語客交談，購物者往往得排隊結帳看收銀員漫不經心地聊天，Louis Vuitton的店員把客人趕出店門也是奇聞。即使是巴黎失業率最高的1992年，這樣的景況也沒多大改善。
但為什麼巴黎人用這麼差勁的產出，過這麼好的日子？因為巴黎有世界第一的觀光客客戶(每年3600萬人)，巴黎人靠販售「全球獨一無二的的巴黎歷史」(也包括Hermes和LV的「皮件傳奇」)而取得高所得，他們無畏經濟景氣循環的驕傲，即便比法國其他地方努力得多的住民，也心有不平。
荷蘭阿姆斯特丹雖然風光也明媚，但觀光客數目比起巴黎可是天差地遠了，這兒的荷蘭人，是靠運作著許多國際品牌(例如賣「多芬」的Unilever)、跨國企業(例如Heineiken啤酒)和貨物轉運而活。
除了市中心區一小塊運河地帶，阿城的經濟樞紐是在市郊玻璃鋼架的一棟棟新建築裡，和巴黎人比起來，荷蘭人的效率和服務都是首屈一指，有趣的事：他們服務的對象都在數千里之外，在台灣，除了可以喝它的啤酒、買它的刮鬍刀、用它的多芬，還有它的壽險(ING安泰)。荷蘭人是靠它領先群雄的「運作全球事業」能力而活。
巴黎和荷蘭，都在新興的全球化網絡裡佔據了一個鮮明的位置，世界的經濟缺它們不可，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市民理所當然擁有好日子。而台灣原本在全球化網絡的位子「製造工廠」，正被中國大陸快速取代，我們當然也順理成章地狼狽不堪。
如果由國家發展角度來看，台灣如何快速地找到全球化社會中另一個不可或缺的位子，恐怕才是計程車司機能安身立命的唯一解決方案。
但這個路子是什麼呢？巴黎的富庶是學不來的，台灣沒有它在地歷史的活資產，但看看荷蘭人民兢兢業業度過過去300年，應可找到若干啟發，那就是運用「什麼都沒有的缺憾感」(土地狹小、礦產掛零)，去增益自己在世界經濟中的獨特附加價值。
由出海冒險開始，他們熟悉了造船、碼頭、貨運；接著由冒險而建立的貿易開始，他們學會了最早的證券金融(籌募資金)、保險(避險)；而從世界最早的貿易開始(東印度公司)，他們學會了跨國品牌行銷。荷蘭的近代史，就是人民一部不斷自我能力upgrade的學習史。
台灣和世界一樣，都正由國家經濟邁向區域和全球化經濟，你可以比政府更早做好準備。
(本文轉載自工商時報，作者為《數位時代》雜誌總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