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商業倫理的構建

商業的力量，和知識、政治相比，一定等而下之嗎？

其實不然。
前不久，筆者偶然翻閱了一些關於「李約瑟之謎」的論文。李約瑟是英國科學家，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為什麼發明了四大發明的中國卻無法誕生近代自然科學？
這個看起來是知識範疇的問題，恰恰與商業有關。
李約瑟指出，近世科學之不能產生於中國，乃是由於「地理上、氣候上、經濟上和社會上的四種阻力」。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秦朝以來，官僚士大夫專政階段停留甚長，社會生產少有進展，造成商人階級的沒落。使中產階級人民無由抬頭，初期資本主義無由發展。而近世科學則與資本主義同將產生」。
社會學大師拉狄克在《中國歷史上的根本問題》中提出，漢代或漢代以前的中國，為什麼在數學上和天文學方面達到了較高的水準？那是「建築在各種大規模的治水工程和水利工程上的社會秩序需要上」，「集中到了……農業秩序所產生的，及直接和農業秩序有關的，或在觀念上反映著農業秩序的各種課題」。中國並沒有推進大規模的工業經營，而「精密的自然科學的停滯，是和這種工業上的停滯互相平行的」。

段標：商業需求帶動科技進步
著名自然科學家竺可楨先生在《為什麼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的論文中分析指出，一般人以為近世科學起源於伽利略、牛頓幾個偉大傑出人才，實是大誤。自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西歐工商業大為活躍。海洋中船隻之駕駛，需要專門工程知識；貿易繁盛，金市不足應付，礦冶迅速發展，而開礦時又發生許多問題，急待解決。在15世紀末，歐洲已有16種機器用於礦中去水。航行發達，望遠鏡與羅盤針之製造日趨於精密。經緯之測定，又要天文知識。到1660年左右，英國有一班學者，專門為了好奇心所驅使，來集會討論研究一切事物，自宇宙以迄蟲魚。這就是英國皇家學會的起頭。英國皇家學會之所以成立於17世紀中葉，亦非偶然之事。因當時富商巨賈之特興，造成了一個有閑階級，時常往來旅行，他們的目的並不是孜孜為利，而是為求知心所驅使。這實在是近世科學之開端。
這裏還需要補充一點的是，英國工業革命成功的一個要因，是在憲政、私有財產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之下，企業家和發明家的相互推動。其實，義大利人早於英國170年就發明了蒸汽機，工廠制度14世紀亦已在義大利出現，但由於義大利沒有私有財產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所以當時已經擁有2000多名工人的威尼斯兵工廠只不過是由政府直接經營的官辦企業，因而不可能出現企業家。在英國，1769年瓦特發明了蒸汽機，但後來將蒸汽機轉化為生產力的是瓦特的兒子小瓦特。小瓦特不僅是技術專家，而且是企業家。他與商人馬修‧波爾頓合作經營索霍鑄造廠，才把蒸汽機批量生產，推向市場。所以可以不誇張地說，英國工業革命是由發明家和企業家共同發動的。

段標：思想、科學、商業同步發展
而在中國歷史上，「是否有一個時代可以獎勵工商業的發達，初期資本主義的興起，使中產階級能起而與專制封建勢力相抗衡，如同16、17世紀歐洲新興勢力之與封建宗教相奮鬥呢？」竺可楨認為，只有在戰國到西漢中葉這一個時期有此可能性，這個時期亦是中國思想史、科學史上最燦爛的一個時期。春秋時代，商業尚未發達，當時帝王並不感覺到商人奪取政權的威脅，所以《左傳》有「務材順農，通商惠工」之說；《國語》有「輕關易道，通商寬農」之語，農工商尚不分厚薄高下。商秧以後，重農抑商、農本商末之論勃興，漢初工商業長足之進步後，賈誼、董仲舒主張嚴厲裁抑商人，漢武帝更厲行多種抑商政策，例如將當時最大的私人企業，鹽和鐵收歸國營。由於將經商看作「民舍本而事未，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之事，所以抑制商業發展就成為歷代帝王的基本思想。「農業社會勢力大，求知之心不能發達，而科學思想亦無以發展。」這就是竺可楨最後的結論。
沒有商業的發展，則沒有對科技的推動。反過來，沒有以實驗為基礎的近代科學，也無法為手工工廠到大機器工業的轉化提供技術支撐。這是「李約瑟之謎」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

段標：控制經濟扼殺發展
那麼，為什麼近代工商業在中國得到很好發育呢？從費正清到楊小凱、袁偉時等學者的研究表明，清末的中國，政府壟斷了一切大規模有組織的活動，包括政治、軍事、企業、大型工商業。技術發明、鹽、鐵、火柴等大型生產活動不可能在沒有與官府的特殊關係及批准和監護下發展起來。政府不僅利用鹽業官營、官窯、皇家織造與民爭利，而且利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業財產的特權，與官府勾結的商人處索取各種利益。由於整個經濟主要是為官府和特權階級生產，因而市場狹小，分工無法深化，生產力不可能提高。中國不乏有才能的商人，但是私營工商業一直被官府控制，商人成功的首要條件是依附權貴，與官府搞好關係。「朝裏有人好發財」，同時，正如清朝大鹽商江春所說：「奴才即使有金山銀山，只需皇上一聲口諭，便可名正言順的拿過來，無須屈身說是賞借」。因此他們即使有了資本積累，也要捐官買爵、興建牌坊，斷然不會謀求可持續的投入與發展。
官府對自由經濟的控制與重本抑末、輕商賤商的風氣互為表裏，使得商人和企業家沒有獨立的存在價值，沒有持續發揮其創造力的制度保障。這樣的話，縱使一國的經濟曾經高樓，卻如屹立沙灘，其衰落看似突然，實則必然。
無論是借鑒外部的經驗，還是審視自身的歷史教訓，我們都沒有任何理由看輕商業的價值，沒有理由貶損企業家的作用。在大陸經濟發展到21世紀的今天，重建新商業倫理已經非常迫切。
利中有義。我們要理直氣壯地看待商業的力量。人類探索的推動力來源於商業，不斷增長的生活來源於商業，商業的活力維繫著社會的活力，商業的創新引領著社會的創新。
同樣，我們要理直氣壯地闡述企業家的作用。沒有他們的創造性努力，則一切的商業活動都會變得蒼白無力，毫不精彩。
最後，我們也要正視企業家的社會價值和精神價值，並以更高的標準審視企業家如何擔當他們的社會責任，在全球化背景下實踐他們的「天職」。我們呼喚，只有建構在負責任的企業家行為基礎上的商業活動，才是文明的活動。沒有文明的商業，就沒有文明和諧的社會。